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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生来就是自由的，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奥兰普德古热1791年9月写下的《女性与女性市民的人权宣言》，今天读来依旧撼动人心。“你们扫除了一切陈腐的偏见，但是你们却保留了最古老、最普遍的偏见”在法国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妇女，并没有在国民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中找到“天赋人权”的公平。1793年10月，资产阶级政府下令取缔各种妇女团体，甚至把妇女参加政治活动界定为叛逆罪。

　　1921年7月，中国一经成立，便把促进妇女解放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大代表们讨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同年12月，中国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创办《妇女声》，开展“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的工作。《妇女声》创刊号宣言这样写道，女子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有应尽的义务和应享的权利，应当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经济组织变化的结果，迫使我们离开家庭奴隶的遭遇，走到社会中来，要完成我们历史的使命”。

　　“总需要一个人证明，女性也能做到。”1926年8月，美国女游泳运动员格特鲁德埃德尔向英吉利海峡发起挑战，并打破此前由男性创造的纪录。然而，不少媒体只热衷于讨论埃德尔“不合习俗”的短款泳衣，断言她的成功“不过是运气”，因为“女性终究无法持续承受极限负荷”。同媒体报道形成反差的是，在埃德尔有可能被湍急洋流卷走的艰难时刻，英国海岸上的居民自发燃起一堆堆篝火为她导航。暗夜中升腾的火焰，是对“乘风破王”的致敬，也为驱散比海峡更难跨越的性别偏见注入温暖的力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46年，联合国设立妇女地位委员会；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将性别平等纳入人权框架；1952年，《妇女政治权利公约》确立妇女平等参政权利；1975年，联合国第一次召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世界性政府间大会，提出了“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目标；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系统界定歧视范畴；1985年，联合国大会核准通过《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愿望和要求被听到；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围绕“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主题，确定了妇女发展的12个重点关切领域及每个领域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框架一个个“争取平等的里程碑”，逐步构建起全球妇女权益保障的制度体系，引领性别平等事业从理念觉醒走向实践深化。

　　来自湖南苗乡的2025年“最美巾帼奋斗者”杨淑亭，同样是奇迹创造者。20岁时，杨淑亭因交通事故高位截瘫，可她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废人，只要别人能做到，她也能做到。从第一个月收入7块7毛钱的游戏代练起步，杨淑亭当客服、开网店，坐着轮椅接货送货，再苦再难也绝不放弃。2013年至今，她创办的合作社及公司已带动贫困户、残疾人等上千名群众就业增收，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她在轮椅上成就的自强不息的人生，让更多女性读懂了什么是“没有风雨，怎有彩虹”。

　　“在莫斯莱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000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30呎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粘土，并把它运到210呎远的地方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记录着19世纪英国女工的生存状态：有的女性每天要工作18小时，繁重的劳动让她们的脊椎骨和盆骨都变形了；她们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有毒物质等等的侵害之下；她们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即便在这种糟糕的工作环境和寥寥无几的工资待遇下，她们仍旧甘愿接受盘剥。

　　19世纪末，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塑造的为挣脱“丈夫的玩偶”地位而毅然出走的娜拉，成为觉醒女性的象征。然而，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娜拉出走后又会怎样？对此，鲁迅尖锐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彼时的中国，封建礼教余威犹在，妇女仍深受所深刻揭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极大绳索的束缚。纵有娜拉式的觉悟，若无挣脱这四重枷锁的社会革命，新觉醒的女性终究无法摆脱被禁锢于家庭的宿命。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土地改革让妇女平等获得土地，这一保障女性土地权益的实践，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后来倡导的农村性别平等原则一致，为亚洲农业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政策思路；20世纪70年代，中国赤脚医生制度获世界卫生组织认可，被多个发展中国家借鉴，有效助力当地基层妇幼健康改善；改革开放后，中国乡镇企业“打工妹”走出家庭、就业增收的故事，激励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女性拓展自我发展空间、改善经济地位；进入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中的妇女小额信贷、乡村振兴中的女性创业扶持等模式，通过与联合国妇女署的务实合作，纳入全球性别平等领域的经验交流体系，为各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借鉴参考

　　1953年，申纪兰随新中国首个妇女代表团走出国门，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的妇女大会。这位初级农业合作社副社长有太多的话想说。“女社员和男社员搞起劳动竞赛，干一样的活儿，记一样的工分”朴实无华的讲述传递着中国故事的温度，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更是让各国代表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妇女能顶起“半边天”。一年后，申纪兰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走进怀仁堂。她积极维护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共和国宪法。从一个村庄的实践探索上升为国家根本法的制度保障，社会文明的价值重构回应着亿万妇女的时代诉求。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将歧视范畴从公领域延伸至私领域，将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纳入缔约国义务，特别关切农村妇女权利，要求通过采取暂行特别措施和变革歧视性性别文化，构建起全球性反性别歧视的行动框架。《公约》已获得189个国家批准，成为全球认可度最高的人权公约之一。截至2024年11月，联合国妇女署发起的“联合起来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全球运动已助力全球165个国家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律。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妇女各项权利领域的全球合作，正持续深化并发挥实效。

　　新时代中国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出台法律、制定政策、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男女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同时大力培育尊重和关爱妇女的社会风尚，大力推动男女平等理念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反家庭暴力法，以持续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妇女权益法治保障；倡扬男女平等、互相尊重、夫妻共育等价值理念，不断完善支持家庭发展政策；建立性别统计监测制度，为解决影响和侵害妇女权益的突出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开展全方位、多渠道、分众化宣传教育；强化传媒领域平等意识，严禁媒体报道或广告中出现贬抑、否定、侵害妇女人格的现象一系列有力举措为广大妇女成长成才开辟了广阔空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浓厚的纪念氛围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卫生组组长程瑞芳1937年冬记下的一段段文字令人窒息：“十二月十七号今晚（日本兵）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受用，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十二月廿一号虽把外面的姑娘收进来，兵还是来拖，白日晚上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