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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盘人和债权人首先瞄准的是许家印在美国设立的23亿美元单一家庭信托。按照美国信托法，一旦合法设立信托，信托财产法律所有权转移至受托人名下，原则上独立于委托人债务。然而，香港法院的裁决无疑对该信托形成巨大压力。清盘人可能会寻求美国法院的协助，以欺诈转让为由挑战信托的有效性。如果能够证明许家印在明知债务危机将至时将巨资转入美国信托具有恶意避债目的，那么即使在美国法下，法庭也可能考虑撤销信托转移或判定该信托为委托人的自益工具。

　　清盘人接下来运用多种法律手段展开跨境执行：其一，向主要离岸金融中心的法院申请承认香港判决和禁制令，例如已经取得伦敦高院的协助令，从而冻结了英属维京群岛公司账户及英国境内资产。其二，调动国际合作，通过跨境破产协助机制和情报共享追踪资产线索。其三，如资产转移涉及复杂的信托与公司嵌套结构，清盘人将通过诉讼逐层击破。许家印案由此成为各国法院加强合作、打击跨境避债行为的典型案例：一地法院的判决正在通过法律协助网络产生全球连锁效应，震慑着试图通过离岸安排来规避债务的行为人。

　　第三是财富管理的透明化趋势：近年来，全球金融监管趋严，“避税天堂”及各类离岸工具的匿名性和安全港效应逐步下降。国际社会通过《共同申报准则》（CRS）等机制强化跨境资产的透明度，各国法院在大型跨境诉讼中也更倾向于互相承认和执行对方的资产冻结令。许家印案的后续发展表明，即使将财产分散在多层境外信托和离岸公司名下，只要存在逃债嫌疑，最终仍可能被跨境协同的法律之网所捕获。与其费尽心机钻法律空子，不如将重心放在合法经营和适度负债上。

　　最后，此类案件也为我国完善“穿透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建议。许家印案已经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在信托和公司穿透性规制方面的薄弱环节，我国公司法虽明确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但适用门槛较高；而信托法对“虚假信托”或“自益信托”的认定缺乏明确标准。未来立法和司法应从以下几方面改进：其一，在信托法修订中引入类似普通法的“虚假信托”条款；其二，加强信托法与公司法在穿透规则上的衔接；其三，提高司法对实质控制的审查能力，从形式审查走向实质审查。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护信托和公司正常功能的同时，防范其被不法之徒用作逃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