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星空体育官方网站,星空体育APP下载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移民群体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执法行动。截至2025年12月，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了68440人，其中近40000人没有犯罪记录或仅有未决指控；2026年初，ICE在明尼苏达州的执法过程中导致两名美国公民的死亡，引发巨大政治影响。移民议题再次充斥美国公共讨论，而这场讨论并未止步于边境或街头：校园已成为执法现场。2025年1月，美国国土安全部（DHS）授权移民执法人员在所谓“敏感区域”（如教堂和学校）附近执行执法行动，以搜查并逮捕无证移民；2026年2月，ICE特工在没有司法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宿舍逮捕国际学生。

　　这并非学校第一次成为移民执法的战场。三十年前，加州通过了臭名昭著的187号提案（Proposition 187）。该提案旨在禁止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获取该州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教育与医疗），最初于1994年7月提出，同年11月8日获得通过。其中，提案要求公立学校核实移民儿童的合法身份，并向移民归化局（INS）报告，将所谓“非法身份”的学生逐出校园。尽管提案最终在1999年7月通过和解被推翻，但它所引发的社会撕裂与文化争论，却远未随之消散。

　　187号提案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加州经济衰退和新移民人口快速增长交织的社会焦虑之中。支持者将无证移民塑造成“非法外国人（illegal aliens）[1]”，并以财政负担与秩序恢复为名强化排斥政策。学者们普遍将187号提案解读为保守派的本土主义（Nativism）行为（Alvarez and Butterfield 2000; Barkan 2003; Jacobson 2008; Davidson and Burson 2017）。[2]然而，本土主义叙事强调“排外情绪”，并未揭示更深层的制度与话语逻辑。

　　重访加州的187号提案，有助于我们理解学校在文化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社会中挥之不去的身份认同议题。学校不仅是公共资源的分配场所，更是公民身份被界定和再生产的核心场域。围绕着“边界（border）”这一地理、语言、身份意义上的复合概念，学校成为本土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之间冲突的代理战场，同时维系着“谁属于我国，谁不属于我国”的权威界定（Rosen 2012; Apple 2014）。时至今日，移民群体在美国仍然面临象征性与实质性的暴力。从历史教训到正发生的争议，问题从未真正改变：在一个人口结构持续变化的社会中，“美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加州187号提案，又被称为“拯救我们的州”（Save Our State，S.O.S.）提案，其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移民管理官员哈罗德·埃泽尔（Harold Ezell）和艾伦·尼尔森（Alan Nelson）主导了边境管制项目和移民政策改革，确立了排斥移民的政策基调。与此同时，加州的人文景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野火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接连发生，更为重要的是移民大量涌入和经济停滞。在1993年的民意调查中，社会中普遍的动荡不安与焦虑情绪转化为对共和党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政府的不满，其支持率出现了巨大落差。这迫使威尔逊将无证移民作为经济衰退的替罪羊，并以此为即将到来的连任竞选吸引支持者。1993年11月，民间组织“加州移民改革联盟”（California Coalition for Immigration Reform）提交了S.O.S.倡议书，由埃泽尔和尼尔森担任共同作者。很快，该提案在1994年6月获得投票资格，并在同年9月获得威尔逊的正式支持，最终于当年的11月8日以59%对41%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

　　正式名称为“非法外国人无资格享受公共服务核查与报告倡议法规（Illegal Aliens. Ineligibility for Public Services. Verification and Reporting. Initiative Statute） ”。它禁止无证移民进入加州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公共教育体系。提案还要求学区核实每一位入学儿童及其父母的公民身份，将疑似的非法移民儿童报告给移民归化局和州最高级别的官方机构，并在90天内终止该学生在加州学校的就读，将其遣返回原籍国。值得注意的是，该提案中关于剥夺无证移民儿童公共教育的条款，直接与1982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普莱勒诉多伊案（Plyler v. Doe）的判决相冲突。该判决明确规定，州政府必须为所有在境内的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Martin 1995）。

　　以西班牙裔活动人士、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为主的反对者在第一时间就予以回应。1994年10月16日，距离正式公投还有半个月，超过7万人走上洛杉矶街头，至市政厅抗议此提案。在投票前夕，加州各地的公立学校学生也集体罢课上街，以挑战学校管理层和政客。中挥舞的墨西哥国旗，成为象征“外来者”的身份符号，这一场景反而使许多尚未决定的选民转而支持该提案。与此同时，诸如墨裔美国人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MALDEF）、南加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以及人道移民权利联盟（CHIRLA）等民权组织，则通过提起联邦诉讼和跨族裔联合行动反对该提案，主张其违反了普莱勒诉多伊案的判决，因此违宪。

　　自1994年底到1998年初，得益于联邦法官玛丽安娜·费尔泽（Mariana Pfaelzer）、民权组织以及新任州长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的共同努力[4]，该提案在州和联邦法院面临了一系列临时禁令与永久禁令的阻滞。此外，墨西哥政府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时任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公开反对该提案的执行，称其可能导致“对基本人权的剥夺或侵犯……包括教育与医疗”。墨西哥政府不仅支持在美国法院对抗187号提案，还在1995年推动了一项客工计划（guest worker program），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87号提案的提出源于对经济衰退和移民涌入的情绪反应。经济衰退是多因链条作用的结果，没有明确的单一原因。但它所引发的社会焦虑和心理与文化层面的恐惧，却往往需要一个明确的出口：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必须找到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正如在第二次“红色恐慌”（Red Scare）时期，将进步主义教学（progressive pedagogy）描述为具有反美色彩的，正是保守派的教育者和家长在冷战阴影下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Mehlman 2007; Laats 2015: 74）。文化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据当局描述，187号提案的立法逻辑是种族中立的，仅涉及单纯的成本收益计算。提案第7条要求学校逐出并上报无证移民儿童，称这一驱逐举措对州和地方财政具有积极效益。加州财政部与立法分析办公室的评估认为，将30万到40万无证移民儿童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可以节省每年约15亿到17亿美元的开支，这几乎占到州政府为无证移民提供服务每年约30亿美元总成本的一半（Martin 1995）。在1993年12月写给州司法部长丹尼尔·朗格伦（Daniel Lungren）的信中，州财政部长拉塞尔·古尔德（Russell Gould）甚至表示，尽管核查儿童及其父母合法身份会增加额外开支，但与可能为州带来的“未知规模的节省”相比，这些开支是可以容忍的。

　　正是这种将“驱逐无证移民学生”描绘为“财政受益的潜在效果”的线号提案成为共和党州长威尔逊扭转选情的有力策略。而移民议题被高度政治化，卷入党派竞争，反过来又加剧了公共舆论对移民的歧视与恐惧（Alvarez and Butterfield 2000）。从这一角度而言，威尔逊政府对187号提案的公开支持，本质上是一场政治人物在媒体与政治舞台上的表演，借助经济焦虑来争取选民，并回应公众对非法移民的担忧（Arnold-Forster 2022; Apple 2014）。斯克兰斯基（Sklansky）研究了187号提案支持者的观点，发现“提案的具体条款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刺激司法行动’，并向政府官员‘传递一个信号’”（1995）。

　　在经济衰退和移民人口增长的背景下，所谓的“本土”加州人认为公共资源被不同族群所共享和稀释，因而感到公民权利被相对剥夺以及对话语权失去控制。对于他们而言，支持187号提案就是通过推动一个种族与文化上同质化的教育环境来界定“真正的美国人”，以此重建权威与道德秩序（Apple 2014: 28）。借用边界的隐喻，187号提案的支持者将移民描绘成入侵者甚至殖民者，从而为对少数族裔学生的敌意提供正当性，并在人群中竖起“我们”与“他们”的分界。

　　边界的概念不仅是作为一种地理-空间术语来表达对少数族裔与移民学生的歧视，也在来自移民社群的抗议声中被重新定义。墨西哥裔学生以著名口号——“我们没有跨越边界，而是边界跨越了我们”——来反抗187号提案，挑战界定边界的权威，并提出一种独特的“移民美国人”（immigrant American）身份（Olneck 2001）。政治边界从来都不只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疆域线，它总是“被其他地缘政治分界所认可、重复和相对化”，因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Mezzadra and Neilson 2013: 14）。“边界跨越了我们”，既指向19世纪时特哈诺人（Tejanos，墨西哥裔德州人）被排除出他们自身土地的历史创伤，也意味着在教育领域中，移民社群为捍卫语言与文化身份而进行的斗争。

　　在课堂中，不论身份是否合法，西班牙裔学生常因语言障碍而处于次要地位。英语成为一种用来实施课堂隔离和微歧视的工具（Huber 2011）。在1990年代，西语与西语社群的认同在学校里遭到系统性打压。教师往往将新生的英语水平不足视为缺乏努力，甚至是对美国文化的拒斥（Bigler 1999b）。关于是否应在学校中纳入西班牙语的争论，折射出加州社会的分裂：一边是“保守的、新教的、非西班牙裔的共和党人”，另一边是“自由派人、天主教徒、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西班牙裔选民”（Barkan 2003）。在保守派看来，课堂中的双语教育会滋生隔离，并引发种族对立（Schlesinger 1998: 113）。在公共教育中使用统一且官方的语言，即英语，则被视为同化移民的实践，是移民放弃自身原有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以融入美国主流框架的象征性举动（Ono and Sloop 2002: 66）。

　　然而，在反对187号提案的西班牙裔群体中，大量抗议传单与集会记录首先采用西班牙语，随后才翻译成英语以递交给政府官员[6]。“西班牙语优先”的媒体策略，拒绝了以英语作为美国身份唯一标准的语言霸权。正如Hing（1993）[7]所阐述的，美国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辩论，核心问题不在于分隔还是融合，而在于权力如何掌握与延续对边缘文化的日常压迫。西班牙裔民权组织的策略表明，对西语社群的身份认同与对美国公民身份的追求可以同时存在。这既在否认隔离与单向度的同化，也是一种带有族裔自豪感的融合路径。

　　187号提案不仅仅是拒绝服务移民，它更试图对“谁才算美国人”进行定义。一个人的合法居留身份，是否足以构成其公民身份？或者说，一个人是否具备类似“美国式”的道德品质，才能确认其身份？更一般地说，“美国精神”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尽管共同体认同是集体想象的产物，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身份概念（Anderson 1991），但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会深刻影响公众对教育的认知：教育究竟是面向多元文化学生的公共产品，还是仅仅服务于那些被期望成为未来公民的学生（Zimmerman 2022; Justice 2023）。来自提案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一段评论，展现了这一争论的动态：前者强调无证移民的“非法性”（illegality），后者则批判其背后的种族主义。

　　此外，西班牙裔文化被视为对白人主导的美国认同及学校所培养的“白人性”（whiteness）构成威胁。以白人及欧洲移民为中心的视角认为，美国的传统价值包括说英语、通过努力工作实现社会流动以及保持个人对政府的独立性。但新移民往往继续使用母语，不追求高薪高位，并依赖政府服务，因为他们常常未缴纳所得税（Jacobson 2008: 73）。这些行为和发展轨迹，与建立在白人移民经验上的“美国梦”经典叙事相悖（Bigler 1999a）。新本土主义者将这种挑战视为对美国身份的侵蚀，将移民塑造成社会服务的索取者和入侵者。结果就是，以讲西语的墨西哥裔为代表的移民学生，被认为“无法学习”，因为他们拒绝（白人）文化的同化（Jacobson 2008: 94），而这恰恰为187号提案提供了正当性。正如梅森（Mason）的分析，官方在校园内实施的排外法案，通过“保护孩子免于一个属于‘外来者的’未来”的话语，来维持和再生产白人族群的“纯洁性”（Mason 2007）。讽刺的是，S.O.S.（Save Our State）也可以被解读为“拯救我们的灵魂”（Save Our Souls）。

　　187号提案的出现与辩论，反映了美国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继承了尊重多样性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害怕这种多样性带来的长期社会与经济影响（Barkan 2003）。然而，本土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矛盾并未随着187号提案的失败而结束。正如施莱辛格（Schlesinger 1998: 147）所论述的，每当人口结构与国家精神发生变化，美国身份的流动性与复杂性就会增加。遗留的问题是：学校是否还应继续成为这种冲突的代理战场？学生们是否应该因其身份而成为牺牲品？

　　然而，与罗森鲍姆的期望相反，针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社群的人口恐惧与刻板印象并未随187号提案的终结而消散。无证移民儿童仍然常常因语言障碍、繁琐的身份获取程序、缺乏法律援助，或是因对移民的突袭逮捕，而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与187号提案的官方话语类似，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依旧使用“非法外来者”“藏身的罪犯”等表述，并引用《敌对外国人法》（Alien Enemies Act, AEA）将无证移民塑造成对国内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非法性”的社会刻板印象仍然不成比例地加诸某些族裔群体，尤其是西班牙裔社区（Flores and Schachter 2018）。

　　从1990年代的加州到当今的美国，移民身份的意义已从经济衰退的替罪羊，逐渐演变为公众对各种社会问题发泄不满的靶子。然而，“本土”与“他者”之间的象征性边界，以及“美国人”的定义，从未线号提案，墨裔美国人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主席兼总法律顾问托马斯·萨恩斯（Thomas Saenz）认为，该提案的终结更多是州法向联邦法的让步，以及缓和美墨关系的一种妥协策略，而非是重新定义美国身份的胜利（Saenz 2020）。对于新一代移民家庭而言，他们对融合的希望依旧寄托在教育上——寄托在通过教育传递一种更加包容与支持性的“我们”的身份上——尽管这一进程可能比预期更为漫长。

　　在《谁的美国》（Whose America）中，齐默尔曼（Zimmerman 2022）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指出学校依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机构”。然而187号提案的案例表明，当学校被抛入文化战争和政治斗争时，边缘化的学生往往处于极其脆弱的位置。尽管学校未必是承载意识形态与文化冲突的恰当场所，但它们确实能够反映并传递社会的进步性变革。更进一步说，对于那些处于边界线（borderlines）上的群体身份的关注，最终总是会惠及更广泛的“我们”。随着人口变化持续冲击旧有界限，理解187号提案案例，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公共领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