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星空体育官方网站,星空体育APP下载

　　首先，經濟模式未能與時俱進，因落伍於時代“盛極而衰”。二戰結束後，日本之所以能創造“經濟發展奇跡”，關鍵是打造出高效率的“法人資本主義”體制。日本政府推動實施“傾斜生産方式”，將有限資源集中投入煤炭、鋼鐵等基礎産業，以迅速恢復工業體系，並逐漸培育起以企業間相互持股為基礎、以“三大神器”（終身雇用、年功序列和企業內工會）為主體、以主銀行體制為關鍵支撐的系列企業集團。但現在，這種曾幫日本企業構築起強大競爭力的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其特有垂直分工體系帶來的封閉性，使之難以融入IT技術革命下的國際分工體系。

　　其次，宏觀經濟政策接連失誤，成為衰落長期化的一大病因。1985年的“廣場協議”致使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日本央行當時卻仍維持過低利率，造成股票、地産等資産價格瘋狂膨脹。隨後，貨幣政策驟然收緊又刺破泡沫，導致資産負債表崩潰。而且，日本政府的財政政策也出現嚴重錯配，20世紀90年代的大規模財政刺激多是投向低效的公共工程，徒增鉅額政府債務。與此同時，結構性改革遲緩導致不斷擴大的金融供給未能有效惠及整體經濟，形成某種程度的“流動性陷阱”，也加劇了金融機構的利潤壓力和國債依賴。這種狀況導致原本為了短期目標的“異次元”金融寬鬆政策竟被實施多年，債券市場失效等副作用再次重擊日本經濟。

　　再者，創新驅動弱化，日企“野性”大規模消退。日本國內一些學者指出，日本經濟經歷“失去的三十年”，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日本不再誕生劃時代的技術以及像美國諸多科技巨頭那樣的創新實體。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髮展學院（IMD）發佈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日本已從1989年至1992年連續全球第一，下滑至2025年的第35位。不僅家電、半導體等領域的國際競爭力快速下滑，日本有著“最後支柱”之稱的汽車産業也出現了在電動化和智慧化時代落伍的趨勢。在人工智慧（AI）和數字化等新興領域，日本距離世界頂尖水準更是越來越遠，2025年斯坦福大學發佈的“全球AI競爭力”排行榜上，日本僅居第9位。

　　另外，受人口、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日本國內長期面臨投資不足的問題。1994年日本老年人口（65歲以上）總佔比就超過了14%，2025年更是直逼30%；日本新生兒人口不斷減少，去年已經降至66.5萬。與此同時，近年來日本不斷遭遇地震、暴雨和颱風等重大自然災害。面對國內市場不斷萎縮和産業環境惡化趨勢，日本企業逐漸加大對外投資，對應規模已從1996年的234億美元擴大至2024年的2025億美元，擴至將近10倍。相反，日企對內投資一直在低位徘徊，近年雖有一定上漲，但當前也僅為160億美元左右，規模不足對外投資的1/10。

　　在重振經濟之路坎坷難行的同時，日本謀求“政治大國”的進程也是屢遭重挫。二戰結束之初，日本時任首相吉田茂確立“重經濟、輕軍備”的“吉田路線”，使得日本經濟得到較快恢復和發展，尤其是經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長期，日本一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中曾根政府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路線，日本開始謀求成為“政治大國”。冷戰結束後，日本加快推動相關進程，並將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視為重要目標。

　　一是歷史問題欠賬過多。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走上對外侵略擴張道路，給亞太國家帶來深重災難。二戰後，國際社會通過東京審判對戰爭性質做了較為明晰的判斷，但因美蘇冷戰等原因清算不夠徹底。日本對其軍國主義殖民侵略歷史的認知與反省不夠深刻，包括首相在內的一些政客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在歷史教科書中淡化、美化殖民侵略歷史，在殖民政策、東京審判、“慰安婦”、強徵勞工、南京大屠殺等歷史問題上立場不斷倒退，與中韓等國的歷史問題爭端不僅未能得到真正和解，還在個別問題上愈演愈烈。這些問題充分説明日本國際道義與歷史責任的缺失，在追求成為“政治大國”時也必然遭到被侵略國家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反對。

　　第二，不斷挑戰戰後國際秩序。二戰期間，為了徹底粉碎日本軍國主義，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簽署《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成為戰後處置日本的重要依據，並基本確立了戰後亞太地區秩序。但日本罔顧具有重要國際法理性與共識的政治文件，妄圖以非法的“舊金山和約”弱化《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法律效力，不斷破壞戰後國際秩序，對亞太和平與穩定帶來新的挑戰。同時，日本與菲律賓等國簽署《防衛裝備技術轉移協定》《互惠準入協定》等具有準同盟屬性的文件，挑動地區國家之間矛盾，阻礙地區國家間的合作。尤其是日本國內始終有著某種所謂“台灣情結”，右翼勢力不顧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在對臺事務上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一個中國原則。

　　事實上，這正是高市早苗與自民黨的競選策略：回避核心問題，抹除選戰焦點，轉而通過刺激和迎合國內民粹主義乃至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實現政治動員並贏得一場速勝。畢竟，當前日本總人口中已有超過八成是在戰後出生，沒經歷過戰爭、對於歷史問題缺乏正確認識的日本人越來越多，尤其是年輕人受到網路右翼影響尤甚。與此同時，高市政府在經濟政策上效倣“安倍經濟學”，通過激進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討好選民，也在本次大選中起到“收割民意”的作用。

　　但高市這樣做只會加劇日本經濟和社會的“民主負債”。作為繼承和消費前首相安倍晉三政治遺産的一種方式，高市上臺以來推行一套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翻版的經濟政策。簡單來説，“安倍經濟學”以寬鬆貨幣、靈活財政和結構改革“三支箭”為代表，現在的“早苗經濟學”則更加“積極”或者説激進，尤其強調量化寬鬆和財政擴張，經濟結構改革被簡化成針對半導體、核聚變、人工智慧和防務等領域的“危機管理投資”。問題是，與安倍時期不同，當前日本經濟的主要問題已從當年的通縮變成現在的滯脹，經濟結構方面則面臨著勞動生産率亟待改善和提升等棘手問題。真正動手解決這些問題，很可能給日本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陣痛”，引發民眾負面情緒甚至強烈不滿。而在高市看來，為國家長遠計而付出政治代價，顯然“太不划算了”。

　　於是，高市政府轉而通過“早苗經濟學”框架下的一系列操作，給選民描畫一幅經濟復蘇與增長的“遠景”，借此實現短期情緒動員。這些做法非但無法解決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反而可能進一步加劇日元匯率困境，並使日本國債規模繼續擴大。數據顯示，當前日本國債佔GDP的比重已經高達260%，遠超希臘債務危機時的207%。試想一下：如果這顆“定時炸彈”未來某一天突然爆炸，誰會直接遭殃？答案顯而易見，將是日本社會尤其是廣大普通民眾。

　　除了經濟層面，高市以及日本右翼勢力在政治外交層面也存在嚴重的責任缺失問題。近些年來，日本右翼政客不斷渲染“外部安全威脅”，試圖擺脫戰後體制束縛、實現自我軍事鬆綁並加速強軍擴武，但他們真正考慮過日本國家的長遠利益以及日本社會的長治久安嗎？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對外殖民侵略的執念中把國家引向歧途，最終給亞太國家乃至世界帶來深重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巨大痛苦。殷鑒在前，當前日本右翼勢力的種種操作，亟需引起世界包括日本本國民眾的警惕。

　　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為了政治私利鼓噪“外部威脅”、刻意製造對立，以此刺激日本社會的焦慮感和危機感，導致日本社會排外情緒加重，同周邊國家民意對立加劇。這是負責任之舉嗎？日本在野黨“令和新選組”代表山本太郎在競選期間的街頭演講中還批評，高市一直在推動把日本自衛隊當作美國後備軍來差遣；日本如果繼續“像殖民地一樣”依附美國，未來會在東亞地區製造更加緊張的局勢，甚至引發戰爭。對於這些，日本社會真應靜下心來有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