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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策制定者与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叠加。地方政府通过补贴、产业基金、政府数据资源、政策倾斜等方式深度介入企业决策。例如，地方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参股本地企业、提供独家政务数据授权等方式，变相参与市场竞争。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混同，导致竞争政策执行面临内在不确定性。我国当前的“内卷式”竞争表现在企业，根源却在政府。地方政府既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如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在加快产业结构的区域同质化和妨碍市场集中度提高（保护本地企业，阻止跨区域兼并重组）。

　　2．政府能力建设的数字化转型。面对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重构经济运行和经济组织带来的复杂性，政府需提升数字技术监管能力，建立“监管科技”（RegTech）基础设施。2024年《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要求平台提供“算法透明度说明”，正是政府技术监管能力建设的制度体现。一方面，引入算法审计工具、数据流动监测系统等，破解“看不懂、管不住”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借用数字平台的能力，赋予平台以监管市场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1．核心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环境的权衡。数字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突破需要集中资源攻关，需要政府的各种支持政策，如税收优惠、补贴、股权投资和优惠贷款等；而在各种支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又可能导致创新惰性，满足于“赚到政府的钱”，以及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因为在“0-1”的情形下，政府无法确切知道潜在的创新者，故而潜在的创新者不在政府支持政策之内。需探索“创新导向的竞争政策”，在保障基础技术安全的同时维护市场可竞争性。

　　2．建立算法竞争机制。现行的一些做法，如对算法实施备案审查，试图破解算法黑箱问题，对专业人员也无能为力，因为人工智能具有自我学习和推理的能力，其结果无法预测和控制；再如，禁止“自我优待算法”“杀熟算法”等歧视性设计，不具有可行性，2024年《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已对数据杀熟作出禁止性规定，但在技术上难以认定。其实，更重要的不是针对算法本身进行控制，而是建立算法竞争机制，在竞争中确保算法的迭代升级始终有利于消费者。